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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达成这样的一个中美贸易协议，要比设计一套复杂、有可能引起争议的核实机制要重要得多。这就要求美方一定要对接下来的谈判抱现实主义的态度，正确引导美国舆论对谈判结果的预期，与中方相向而行，尽量达成一个双方都真心接受，对各自利益都起促进作用的协议。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也带来了行业收入差距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由1990年的1.76∶1上升到2016年的3.64∶1；变异系数由1990年的13.6%上升到2016年的32.74%。行业收入差距逐渐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的因素。
这种方式有一个明显“漏洞”，几年前有人专门道出其中奥妙：以60万元贷款本金为例，只还息不还本，每月月供在2920澳币左右，比等额本息的月供少600多澳币，折合成人民币在3800多元，5年下来就能省23万多元人民币。如果5年内房屋升值选择卖掉，那么这23万元是结余下来的，等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
二是强化发审委选聘工作。为进一步健全发审委委员选聘制度，在原有委员所在单位推荐和相关行业协会推荐、委员候选人公示、通过会议方式确定委员候选人名单等制度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设立发审委遴选委员会，增加面试和考察环节，按照依法、公开、择优的原则选聘发审委委员。
因此，课题组认为，制造业就业比例的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行业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课题组的数据显示，2009年～2017年间，最高行业收入和最低行业收入的比值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先从2009年的2.08下降至最低点——2011年的1.52，然后再上升至2015年的1.89，2017年又降至1.85。
值得注意的是，一号文件也强调，改革要守住底线，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搞私有化，坚持农地农用、防止非农化，坚持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重要方面。韩长赋透露，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做好两件事。一是，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集体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清产核资。二是推动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要解决这些资产哪些人有份、怎么样管理和运营问题，建立一套产权明晰、权属清楚、运行有效的机制。”
